脱贫，无疑是反人性的。
穷人身上诸多的问题，看似是道德问题，其实是受经济支配，受人性掌控。毕竟，穷人投资未来本身是反人性的。
中国突破“贫困陷阱”的具体做法，便是“砸锅卖铁供孩子上学”。概括起来便是节俭和学习。
为什么节俭如此重要？
凯恩斯主义者反对节俭，倡导“消费爱国”，扩大消费以拉动内需。实际上，以消费刺激增长的经济理论，颠倒了经济的因与果、目的与手段。就连凯恩斯也在他的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多次强调：“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。”
若鼓动穷人消费，实则是误国误民。穷人若要脱贫，最重要的是要节俭，储蓄资本，然后才能投资未来。
排除外资引入，国家和个人的资本不是突然富余的，而是慢慢积累的。资本主义早期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也是通过节俭储蓄资本的，挥霍无度的西班牙则衰落了。
自休谟以来，斯密、李嘉图、马尔萨斯以及韦伯等都强调节俭以储蓄资本、增加投资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则在《政治经济学理论》一书中，指出了资本的作用：
“资本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功能，是使劳动者能够等候长久工作的结果——使企业的开始至终局，可以距离一个时间。”这里他借用了老穆勒的话，即靠打猎为生的人，无法预料一天之内能够打到猎物，但若有食物存储，就可以支持他经历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打猎时间，以帮助其渡过难关。
只有资本，才能降低穷人的焦虑，支持他们投资于未来。因此，靠节俭储蓄资本就变得极为重要。
奥地利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庞巴维克，在杰文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现了资本的价值。庞巴维克在《资本实证论》一书中指出，资本的作用延长了时间，实际上支持了迂回生产，也就是促使分工更加精细，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。
所谓手中有粮、心中不慌，猎人不用担心这一两天没有收成，于是他可能会花一天时间打磨工具，这样可以提高狩猎的效率。
所以，资本还可以促进分工精细化，技术革新以及生产力提升。
反过来，若穷人没有任何资本积累，过着朝不保夕、吃了这顿没下顿的生活，这样会限制他们的社会分工以及专业技术的提升。
比如，30年前，很多农村家庭知道，送孩子学个木匠、铁匠、泥瓦匠收入会更好一些，但是迫于眼前的生计限制了他们这么做。按照传统的师徒制度，学习手艺的时间成本极高，几年后出师了才能赚钱，“媳妇熬成婆”了才能赚大钱。
如今，大多数孩子都能够在学校学习知识和技术，但是依然受到了边际效用改善的紧迫感制约。
比如，最典型的莫过于急功近利的教育。我们希望孩子尽快成才，考上好中学、好大学，然后找份好工作。我们给孩子辅导作业，每天晚上一两个小时，希望孩子把“必考的”、能拿分的做好，然后有时间才做些“业余的”。
这种“火急火燎”的教育，说明了整个社会被教育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，正在走向“贫穷式教育”。
我们越注重短期回报，越“望子成龙”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因为资本越匮乏，越急于求成，迂回生产就越短，社会分工就越不精细，学习知识及技术就越无法专业化、精细化——只能采取狼吞虎咽般地填鸭式教育，亦或是抓重点、抓考点。
但是，知识的吸收、能力的获取、智慧的领悟，以及创造力的开发，是基于长期的投资回报周期。
我们会发现，穷人的孩子越追星赶月般地努力读书，思维、敏捷及创造力就越缺乏。我们还发现，自己的小孩幼儿园还很灵光，越读书越迟钝。
班纳吉不禁问：“昔日的奇思妙想哪里去了？”
班纳吉、迪弗洛、克雷默这三位经济学家研究发现，贫穷会扼杀一个人的想象力，即便这个人本身是个天才，贫穷也会用巨大的力量扭曲他的天赋，最终让他泯然众人，甚至变成一个沉沦堕落的人。
心理学家做过类似的实验：在小学生的桌子抽屉里放一个盒子，告诉他们一个小时内拆开将无法获得礼物，两个小时则可以获得一份礼物，时间越久获得的礼物越多。
跟踪实验发现，越往后拆开盒子的学生后来越成功。这说明什么？
越能够忍受诱惑的人，越有自控力；越有自控力的人，越能够基于长远预期——更具有想象力。
“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”，经济学支持这一结论。
贫穷的人，受制于边际改善，只能急于求生，追求短期预期，学习奉行“实用主义”，从而扼杀了想象力和创造力。
这个世界什么都能快，但学习从来都没有捷径，或者说学习已是捷径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美国、德国的小学教育的内容非常少、进度缓慢。通常，我们会让学生动手做实验去论证和思考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结论。在中国，这一结论只需要记下来即可。
今年五月深圳市关于“高考移民”的新闻，引发全国讨论。虽然广东父母也非常重视教育，孩子也非常刻苦，但是广东省的应试强度一直以来都远远不如江苏、山东、河北等高考大省，深圳父母也并不愿意引入“衡水模式”。为什么？
主要是广东这边的经济收入相对较好，孩子的出路更多，应试不是唯一出路。父母的资本，可以支持孩子有更加宽裕的时间，学习更多的知识、技能，培养更多的爱好和素养。
但是，对于穷人来说，资本有限，时间紧迫，分工受压，技能精细化程度低，学习压力和应试焦虑更大。
所以，贫穷真的是恶魔，贫穷让人变得急躁、窘迫、急功近利、难以宽容，又扼杀创造力和想象力。但这一切都不是穷人的错，而是受边际规律和人性支配。
这简直就是穷人的命运诅咒。
穷人翻身真的很难，难就难在挑战人性，挑战规律。
中国人善用的办法，就是采用“代际交叠”的办法。具体来说就是，父母省吃俭用、勒紧裤带，放弃自身这一代人的学习积累及边际改善，节约资本、积累储蓄，然后投资下一代。
这符合英国经济学家、数学家弗兰克·拉姆齐建立的“拉姆齐模型”。拉姆齐研究的是跨时资源的分配，即家庭应该将多少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，多少应该储蓄起来并投资下一代，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。
美国经济学、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彼得·戴蒙德认为，自由市场经济只有在交叠模型中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（戴蒙德模型，资本增长黄金律）。
但是，穷人的“代际交叠模型”并非是帕累托最优，父母其实是最大的牺牲者，他们是反人性的最大忍受者——违反边际改善引发的焦虑、压抑与煎熬。
父母扛着这一切，孩子不需要承担太多这些负效用，可以拥有宽裕的时间来完成迂回生产、精细化学习。
当然，有时，父母的焦虑负效用也会有意无意地逼迫孩子快速出成绩。这是中国家庭作业现场上“战火纷飞”的根本原因。父母应当尽量避免将负效用转移给孩子，防止过多地扼杀他们的创造力。
除了焦虑之外，父母应减少观念、习惯及传统的负效用在代际之间传递。我们通常说，改革需要尊重国情，但改革的目的往往是改变国情。教育需要尊重家庭传统，但是教育需要改变的往往就是传统——不良的家庭氛围及父母落后的观念。
所以，代际交叠的过程也是一个观念冲突的过程——贫穷往往是思想市场不够发达的代价（后续文章再叙）。
目前，“代际交叠模型”已是穷人突破“贫困陷阱”的捷径。只能说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